1935年3月10日，红军在苟坝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。毛泽东根据周边敌军部署，坚决反对这次进攻。 当天深夜，他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，请求暂缓下达作战命令。随后，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密电进一步证实，国民党军正在向这一地区增兵。3月11日，中央最终决定取消进攻计划。 三万多人面对约四十万人的围追堵截，每一个决定，都关系到整支队伍能否走出去。 叶剑英晚年回忆这段历史，特别强调军委二局情报准确、及时，没有这些情报，那个决心很难下。这话来自当年的亲历者。他看到的远不止地图上几根漂亮箭头，还有敌军什么时候调动、哪条路即将被堵住，以及红军下一步到底有多少时间。 打鼓新场的争论，发生在红军重占遵义之后。1935年2月底，红军在遵义地区取得胜利，部队士气得到鼓舞。指挥员希望继续寻找机会，打击新的敌人，补充武器和装备。 可围堵红军的中央军与地方军并未散去，蒋介石又在调整部署，试图把红军压在川黔地区解决。对红军来说，打胜仗与保存力量都很紧迫。 部队经过长途行军，人数有限，弹药与补给都需要通过作战和行军不断解决。一个看起来能够拿下的目标，自然很有吸引力。问题是，进攻一旦开始，援敌从别处赶到，主动寻战就可能变成被迫应战。 打鼓新场正处在这样的路线上。红军前进需要判断这里的守军有多少，也需要知道周边部队会不会过来。只看镇子里的敌人，账很容易算得乐观；把中央军、滇军的行动放进去，战场的样子就完全不同。 毛主席反对进攻，重要依据正是这个更大的敌情变化。在苟坝，军委二局也跟着总部一路工作。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与工作人员盯着敌军电台，收报、整理、破译。 前线部队看到的是附近山路与村镇，他们要从电波里听出更远处的动向。一个地名连续出现，一支部队突然改了行军方向，都可能与全军安危直接相关。 破译的情报使打鼓新场附近的危险逐渐清楚：对方正在加强这一线的部署，准备封堵红军前进方向。毛主席据此坚持原来的意见，夜里又去找周恩来商谈；第二天继续讨论，进攻计划最终取消。 一次可能把队伍拖进不利战场的行动，在真正打响之前停了下来。这次争论还推动了指挥方式的调整。苟坝会议期间，中央成立由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。 面对变化迅速的战场，需要有人集中掌握情况、及时作出决断。情报到了手里，还必须能够迅速变成命令，部队才赶得上敌人部署变化的速度。不久，鲁班场战斗遇到困难，红军又及时调整行动。 1935年3月中旬，部队向西转移，在茅台一带三渡赤水。大张旗鼓的行动，把敌军注意力引向川南。各路追兵随之移动，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向北发展，于是继续朝这个方向布置力量。 红军的动作要让敌人看见，真正的转移又必须尽量隐藏。部分兵力继续向古蔺方向行动，制造北渡长江的态势，主力则准备突然折返。让敌军相信一个方向，才有机会在另一个方向找到空隙。 三渡赤水后的变化，正是这样在佯动与隐蔽中展开的。敌人是否真的被调过去，仍要靠侦察验证。二局持续侦收、破译，掌握各路部队的行动，新的密码也在紧张工作中被破解。 红军的下一步，建立在不断更新的情况上。追兵向川南集中过去的消息，给突然向东转移创造了重要条件。1935年3月下旬，红军四渡赤水，重新回到东岸。 敌人此前追着红军向西，此时不得不重新判断主力去向。几十万人的优势，需要各支军队及时协同才能发挥作用，部队被调动起来以后，彼此之间便会拉开距离，原有的封堵也可能露出空当。 红军接着向南，目标是渡过乌江。为了掩护这一意图，部队分别采取不同动作，有的向有关地区佯动，有的摆出向东发展的姿态，主力则迅速南下。 白天可能被敌机发现，行动就更加注意隐蔽，夜间赶路也成为争取时间的一种办法。到了乌江边，新的危险又出现了。敌军纵队正在接近，红军需要渡江，人员和队伍全部过去却需要时间。 追兵若在渡江完成前赶到，部队便可能陷入背水作战。河流能挡住追兵，也会在过江之前挡住自己，这时争取到一天，都可能改变局势。二局掌握了对方的密码、电报格式和下达命令的习惯。 危急关头，曾希圣提出利用这些条件，冒用蒋介石的名义发出电令，设法把逼近的部队调开。这个办法的关键，是让对方把电报当成正常的上级命令，照着新的方向行动。拟写、编码和发报需要配合。 电文得像对方平时使用的语气，通信方式也不能轻易露出破绽。假电令发出以后，追兵的行动发生变化，给红军南渡乌江腾出了时间。 情报工作在这里又向前走了一步：从提前知道敌人想做什么，变成利用掌握的情况影响敌人怎么走。红军主力渡过乌江，随后向贵阳方向推进。 蒋介石身在贵阳，城外忽然出现红军，直接牵动了他的安全判断。他需要立即加强周边防御，滇军有关部队被调来。这一调动，又改变了云南方向的兵力分布，使红军向西转进有了新的机会。 这其中，各支国民党军的利益也在起作用。中央军与地方军并非任何时候都愿意完全照同一个计划行动，地方实力派要守自己的地盘。贵阳告急会调动一批兵，昆